港媒:朱镕基示警中国股市危机

近期,大涨大跌,备受各方瞩目,认为中国存在重大的分析也随之而来。港媒披露,前总理朱镕基最近对中国股市危机发出警示。

港媒《争鸣》6月号披露,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5月中旬在江苏、上海、浙江参观时曾多次提示,“股市人为炽热,会出大问题。损失惨重的是亿户小股民,二、三十万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股市危机可见,就在年内。”

尽管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经济资料不佳,但中国股市却一路上涨。今年以来中国股市更是疯狂上涨。4月10日,上证指数站稳4,000点。4月27日,股指冲到 4,500点。5月22日,股指破4,600点。25日,股指达到4,800点。26日,股指再升到4,900点,再创逾7年新高。

5月28日,大陆A股大跌,沪指跌幅达6.5%,指数下滑321点,深成指数跌幅达6.19%,下滑1,050.58点。沪深两市当日有超过2,000只股票下跌,超过500只股票跌停。

外界普遍认为现在中国股市偏离基本经济面很大,股市完全是由托起来的,中共当局在和股市对赌。

大陆经济专家段绍译先生表示,因为中国股市是个泡沫,价格都是虚的,只有把股票卖掉了才算赚了钱,而股民的心理是买高的,大家都去买那个股票价格才会涨,每个人都误以为自己的股票值最高价,但是根本卖不掉的,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够在高点卖出。

文编:李靖宇

编审: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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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无疆界》报告 关注法轮功遭迫害



国际组织《人权无疆界》5月26日发布2014年全球宗教信仰自由年度报告。报告指出,中国是因宗教或信仰而囚禁人最多的国家之一,尤其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迫害。

《人权无疆界》主任威利‧福泰(Willy Fautre)介绍该年度报告说:“其中有三个国家总的来说是真正最恶劣的人权侵犯者,尤其是在宗教或信仰方面,它们是朝鲜、中国和伊朗。”

该报告收集了世界上15种被迫害的宗教和信仰,涉及20个国家,并特别提供了一个多达600多名被监禁的信仰人士的名单,其中包括仍被非法关押的李昌、于长新等。

《人权无疆界》的政策顾问马克‧巴威克博士(Mark Barwick) 向记者介绍了中国的情况:“对中共政权的权力和影响构成威胁的任何人都是当局打击的对象,当然包括法轮功了。法轮功是非常平和的、造福人类的精神运动,它是众多中国人的精神基础,但是遭到中共当局取缔,很多人被非法监禁;还有在中国的家庭新教教会运动,这些情况都非常令人担忧。在中国,法轮功学员不能自由结社,不能自由地承认自己是法轮功成员,这违反了国际法。”

巴威克特别谈到,在中国,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在监狱里受到可怕的待遇。中共必须得停止任何形式的活摘器官,而且需要进行独立的调查,能够自由地获取真相资讯。这些都应采取紧急行动。中共当局必须解除对法轮功的禁令,并且要让法轮功学员自由地修炼。

巴威克说,我们不只是在谈论一些统计的资料和政策。我们是在谈论真实存在的人,那些真实存在的家庭,那些人跟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大家真地需要听到他们的呼声,他们理应受到尊重。

福泰认为,这份报告的重要性在于,那些被监禁的信仰人士没有被国际社会遗忘。我们要把他们置于国际社会的关注范围内。

福泰说,欧盟、国际社会和非组织一起,必须向中共表示,决不放弃对表达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的捍卫。

文编:李靖宇

编审: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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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更幸福 五种借口不能有(图)

人生在世,想做的事情太多,但总是因各种理由推迟。这些借口不仅影响我们完成既定的目标,更重要的是会减少我们的快乐,降低生活质量。看看以下五条借口,是不是你也常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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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太忙了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刚完成一件事,就需马上投入到另一件事情中,空余时间越来越少,已是一种稀缺资源。繁忙是事实,但可怕的是我们整个人,包括身体、思想及灵魂都被束缚在每天的待办事项中,完全失去了欣赏生活美景的机会。花时间让自己放松能够收获健康及快乐。所以不要再以“我很忙”为借口,而失掉人生的很多风景。花时间和朋友家人相聚,感受人情温暖;花时间去旅游,放松身心……

2、太贵了

并不是说要把钱花在旅游、听演唱会或各种外出活动上,但倘若你的人生中有这样的机会,那么一定不要因为钱而错过。说起旅游,就像热播剧《北京青年》中的台词,“见过大山大水后,你会有一个高山的胸怀,也能找到内心想要的东西:一方面,就是我们自己更适应这个世界,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也更快乐,也会把更好的东西带给身边的人。”研究显示,比起购买具体的东西,把钱花到丰富个人的阅历上,更易让人快乐。何不把挥霍在服饰上的钱,拿去旅游、去看世界杯或是去听一场难得的演唱会来丰富自己的阅历呢?

3、我抽不出时间

如果我们整天深陷在工作中,那么迟早有一天会身心疲惫。给自己留出度假时间,不仅能提高你的幸福感,还能提供一次绝佳的机会,给身心充电。关掉手机,关掉邮件,尽情的享受不被打扰的时刻,感知自己。度假后,你会活力无限。

4、我不知道如何做

对于新的体验,人们总害怕尝试。人们不愿冥想的一个最常见原因就是,他们不知如何做,所以很容易放弃。冥想是循序渐进,慢慢取得进步的。像其他我们想要掌握的技能一样,它也需要时间和多次练习。“熟能生巧”是有道理的,一旦你开始尝试某件事(例如冥想),你会提高自己,提高自己感知快乐的能力。

5、我晚点再做

关于梦想,我们不知推迟了多少次。我们每天都沉浸在各种待办事项里,影响了我们人生目标的执行,有些目标总是一拖再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意识到有很多该做却没时间做的事。研究显示,有确定的目标,并为之奋斗,能提高我们的幸福感。所以,不管你的目标是去旅游,还是致力于带给他人快乐,都不要找各种借口,推迟目标的执行。另外,拖延症会带给你很多麻烦。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在乎的是路边的风景,不要总是急于赶路,应让自己放慢脚步,感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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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灏年: 就“光复委”成立和工作答记者问(视频)

大陆直连看禁闻https://bit.ly/ji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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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14年10月10日,由辛灏年先生创办十四年之久的“中国现代史研究所”在旧金山召开发布会,宣布为适应中国大陆民主转型事业的需要,“中国现代史研究所”更名改组为“光复民国(大陆)工作委员会”。“光复委”在继续进行历史研究的同时,将开展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的研究和教育工作,并致力于在中国大陆推动国民革命,光复中华民国,建设民主宪政,促进民生发展,以实现各族人民的平等和海峡两岸的民主统一。2015年2月16日,“光复委”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就前一段的工作进行了汇报和总结。 会后,辛灏年先生接受了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的采访。下面是采访全文。


辛灏年答记者问(视频)

记者:请问为什么要在海外成立这样一个“光复民国(大陆)工作委员会”呢?

辛灏年:那是因为中国大陆的三十年的历史反思,就是对中国现代史的历史反思,也就是对中华民国历史的反思,已经在中国大陆形成了一个怀念民国的思潮,并且近年来这个思潮吹发了整个社会的“民国热”,这是它成立的历史背景。

第二,我们认为在这个时候来建立一个“光复民国(大陆)工作委员会”,是为了能够适应这个形势,并且协助和推动整个“民国热”的发展,同时也是符合中国大陆民间的民意的。

第三,我们原来把“中国现代史研究所”,更名改组为“光复民国(大陆)工作委员会”,这样我们就是等于跳脱了仅仅是历史研究的范畴,把整个的研究工作,变成一个在中国民主转型阶段,也就是说我们要将大陆民众今天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追求、思想和抗争,都引导走向光复中华民国的道路上去。这样有了民国,大陆人民就有了民主;有了民国,大陆人民就能够有了自己真正的民族主义的精神;有了民国,普通人民的民生,才会造成真正的发展。所以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智库性的工作,以此推动和协助中国大陆光复民国的工作进一步展开。

记者:那它是不是一个新的政党,或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的定位是什么?

辛灏年:“光复民国(大陆)工作委员会”只是一个工作机构,它不是政党,它也不是政治团体,它不是会员制,它不发展。我们只是希望那些,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愿意为光复民国(大陆)的工作,做出一番贡献的朋友,做实际工作的朋友,我们一齐来做我们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以便我们为光复民国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予以研究、提出成果,配合国内的光复民国

记者:仍然是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这样一个研究机构,是不是?

辛灏年:对,完全是志愿者组成的,而且都是义工。

记者:那么“光复委”成立以后,都做了那些工作呢?

辛灏年:“光复委”成立以后,到目前为止,一方面我们原来做的研究工作照常进行,就是指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工作、对中华民国历史反思的工作;以及如何推动中华民国历史反思成果在中国大陆获得更大和更广泛的影响的工作,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工作委员会建立以后,我们已经开始在思想文化方面、经济方面、转型策略方面、以及对于民主革命和和平革命的研究方面,已经开始深入的研究。“光复委”成立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报告,叫《四大方略与去党留政》。我们就将在这个基础上为追寻和平革命的智慧和方略继续地研究下去。那么这几个月以来,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颢然是有成果的。

另外我们还做了两件事。一个就是当中华民国驻美代表处在双橡园升国旗的时候,我们曾经对这个问题给予相当大的关注。当中共就升旗一事向美国提出抗议,美国对中华民国政府升旗的行为,表现了一种不太友好的,甚至于批评和压制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公开对于美国政府表示了我们的抗议。随后,我们根据一些朋友的建议,在白宫网站上的发表了一个签名活动,并发表了一个短短的《宣言》,我们希望美国政府应该尊重中华民国的国旗,尊重中华民国历史。

这个签名运动在白宫网站上开始后,很遗憾的是签名的人不是很多,因为签名如果能够达到十万的话,美国政府就必须对升旗问题,对中华民国升国旗的态度问题有所表态,可是我们只有中国大陆的一些“民国粉”,他们翻墙才签的名;还有海外一些大陆人士和极少数的华侨签了名。虽然台湾的《中国时报》转载了这一篇签名《宣言》,并且有两万人点进来看,但整个台湾只有二百个人签了名。当然我们就签名一事也跟中华民民国府进行了连系,但是一个礼拜以后他们才告诉我们,已经把这个《宣言》转给行政院了,但是我们签名的截至日期就要到了,台湾政府没有表态。

记者:那您认为签名人数过少的原因是什么?

辛灏年:那是因为台湾和台湾在海外华侨没有被发动起来。我们有一个感觉,当我们要发动白宫签名支持中华民国举行升国旗仪式的时候,海外华侨,特别是华侨中的上层人士,以及华侨的团体,特别是由台湾政府,或者台湾国民党支持的团体,尤其是台湾本地的数百万泛蓝国民,他们几乎都没有签,这使我们感到相当意外的。因为如果台湾的相关政党,在台湾发动一下泛蓝民众,那么来参加白宫的签名,何止十万?百万也不应该是问题。

记者:那么请您谈一下“光复委”和台湾的民国政府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辛灏年:十四年前我们创办“中国现代史研究所”和《黄花岗杂志》的时候,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和台湾的政府和政党都没有任何联系。我们采取了一种完全独立的方针,因为我们不愿意和任何政党有了某种关系以后,就必须按照这个政党的指示去做。我们是一批中国大陆流亡在海外、或工作在海外的人士,我们首先要认为,要解决中国大陆的问题,才能够最后的解决台湾的问题。中国大陆十四亿人民的解放,需要靠自己去解放,而不能把这么重大的责任放在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身上。如果台湾政府支持我们,我们当然高兴;如果他们不支持我们,我们也不怪他们。十四年来我们一直采取这个态度,当然台湾政府对我们也是完全没有理睬。我本人来到海外奔波宣传中华民国理念的二十多年的过程中,中华民国台北政府和中华民国的国、民两党在他们的执政期间,对我们从来不加关顾,更谈不上支持,甚至于还有相当程度的干扰,这种情况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可是我们也就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要为大陆争民主、争自由、争前途的,我们不指望任何人,像天上掉馅饼一样来支持我们,但是有些属于干扰性的行为,很不友善的行为,就让我们感到非常遗憾,但是为了大局,我们从来没有对外说过。这十四年完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建立了研究所和《黄花岗杂志》,我们所有国内外的研究人员,和《黄花岗杂志》的编辑人员,十四年来全部是义工,没有一个人拿工资。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当我们建立了“光复民国(大陆)工作委员会”以后,这毕竟是与我们的政治方面的研究有关系的,与中华民国的命运和前途有关系的,所以我们采取了非常平和的姿态,非常尊敬的态度,希望与中华民国政府沟通,我们提出要求中华民国驻旧金山代表处能和我们见一面,我们想主动的向他们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成立工作委员会,为什么要在大陆做光复民国的工作。 他们在请示了台北之后,认为还不致于影响两岸关系的前提下,终于接见了我们几个负责人。我们坦诚地表示了希望他们能把我们“光复委”成立的工作和基本状况,转报给台北政府,或相关执政党,但是从此没有下文。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们提出了要支持中华民国升国旗,发表了对美国的抗议书信以后,并号召了签名运动以后,他们也同样没有理睬我们,同样也没有得到一个字的书信。

要知道中国大陆人民今天要在中国大陆光复民国,就是在支持中华民国台湾。我们支持中华民国,我们号召美国和其它的西方国家尊重中华民国这面国旗,也就是在帮助中华民国的台湾政府。我们在“光复委”成立的时候发表了一个《说明》,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承认中华民国台北政府是今天全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我想在我们心目中是认为他是合法的政府,他如果不愿意作全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那是他们的事,我们已经做到了。

记者:那么争取这个政府的理解是不是也是“光复委”今后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呢?

辛灏年:对,我们当然要继续争取他们对我们的理解,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人有自己的人格和脊梁骨,我们在争取中国大陆光复民国的时候,我们不向任何人乞讨,我们也不向任何人求告,我们只是希望,凡是有真正中华民国理念的人,自然会凝聚和团结在一起。如果自悖于中华民国,拒绝中国大陆人民对中华民国台北政府的支持,我想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记者:辛先生,请您谈一下“去党存政”这个方略,它是在中共解体之后过渡到将来制度的一个过渡方略吗?

辛灏年:我在“光复委”成立的那一天,作了一个《四大方略的和去党留政》的讲演,三个半小时,讲完以后我们又把这篇文章在海外的一些网站发表了,反应还是满强烈。

过去大家都说“没有共产党怎么办”?我们提出“没有共产党也可以办”。同时我们也提出了“共产党怎样才能没有”的方略?那就是追求智慧的、和平革命的方式。我们用这样一种和平的方略,让共产党和所有的中国人知道,我们并不是一定要用暴力,我们不一定一定要用武装革命,只要共产党最后还能够存下这么一点良心,那就是考虑到中华民族的命运,考虑到整个中国的利益,考虑到中国未来的统一而不是分裂,希望他们当中的一些党员,上、中、下各种层次的官员,都能够在这个民主变革的过程当中实行“去党存政”,也就是把弥漫在全中国的党、政、学、军等各个方面的共产党组织去除掉,或是他们自己去除掉;或者让人民帮助他们去除掉;或是让我们媒体来帮助他们去掉;或是让我们的军队来帮助他们去掉。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当“党”没有了的时候,行政部门还存在,那么行政部门就可以担负起中国民主转型的过程当中的“看守政府”。如果共产党能够愿意这么做的话,我们广大的党员能够愿意这么做的话,那么我认为,那就完全有可能造成一个和平革命的进程。因为我们所有的真正爱民族、爱国家、爱我们自己人民的人,大家都希望在整个中国民主进程当中,天下不要大乱,国家不要分裂,人民不能遭殃,敢于去党者,仍有前途可言。

“去党留政”的第二个意义,就是给当前占据官场的共产党员们,留下了一个可以表明自己支持中国民主进步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他们完全可以根据“去党留政”的方针,在整个的看守政府期间,能够为民主变革的完全尽下自己的一份力量,将功赎罪,并且将来再接受人民的挑选。我认为这个办法应该是一个好办法。

但是,如果共产党坚决顽抗到底,那么人民自然会被“逼上梁山”。到那时我们要把一个问题讲清楚了,那就是“把暴力还给中共,将武装还给人民”。因为那时武装革命就是人民必需的,或被迫的最后的选择方式,这是没有办法的,历朝历代都是这样。

我经常和一些朋友说,你们一天到晚对着我们人民喊:“和平理性非暴力”。 你们首先要跟共产党喊,要让共产党能够做到:和平理性废暴力,那么人民自然就会“和平理性非暴力”。共产党做不到“和平理性非暴力”,那你怎么可以单单的叫人民去“和平理性非暴力”呢?所以我们在我们变革的过程当中,我们把“去党留政”当作一个过渡,在“去党留政”的过程当中,我们还配有其它的计划。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边施行“去党留政”的过渡方式、“看守政府”的方式;一方面要立即建立“全国协调委员会”,并且立即从基层开始民主选举。 在过程当中,“看守政府”的任务即将完成的时候,成立“临时政府”,新的全国的临时政府,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将我们的和平民主变革完成。

我提出这个意见,其实是抛砖引玉。因为我这份东西是我在二十年前在国内写的。我希望有朋友能够拿出一些更加合适的、转型的计划和想法,我等了二十年,我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东西,我等不及了,所以我就把它拿出来了。是想让朋友们批评、指导、修改,或者是请他们尽快地拿出更好的民主变更进程的方案来。

记者:目前法轮功这个群体一直在做一种工作,就是“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他们认为这种方式是和平解体中共的一种最好的方式。对这一点您怎么看?“去党留政”与“三退”有什么异同?

辛灏年:十多年前,法轮功的媒体就提出了“退党”的号召,我当时就打内心里面非常地赞成。我认为这是一种和平瓦解中共专制集团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如果中共共产党里的层层党员们,都已经完全真心诚意地退了党,和共产党划清了界线,走向人民,那么中共的解体就会指日可待,这个党也就会自然消亡。这当然是一件好事,非常好的事情,这是一个。第二个,你们提出了“三退”,如果我们的人民响应你们的号召的话,他们就会产生第二种进步,那就是在自己的内心里,在自己的精神上、和在自己的心里上和共产集权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专政彻底的划清了界线。我认为这都是进步的号召,都是很了不起的号召。

我认为当“退党”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提出“去党留政”,那么“退党”就是“去党”的精神。如果是今天中共政权内“退党”的人愈来愈多,到时候“去党”的可能性就愈来愈大,这是一个很显然的事情。那么对“去党留政”的和平民主变革的进程,不是打开了方便之门,奏响了它前进的序曲吗?所以我今天虽然提出了“去党留政”,但我仍然认为“退党”的工作还要大做特做,让他退得愈多愈好,退得愈干净愈好,我们的“去党留政”就会旗开得胜。

记者:法轮功学员讲的“退党”其实更主要的是指人的观念层面和精神层面,就是在观念上和邪党脱离,而“去党留政”主要是从组织形式上,那您认为这里边有什么关联吗?

辛灏年:当然有关联。你想想看,我们所讲的“去党留政”首先是在中共政府的各个部门、各个层次的政府部门内解除它的党组织。因为只要把中共的党组织从中共的行政和其它的企事业部门都拿掉的话,我们所有的行政和企事业部门,就完全脱离了和不受中共的控制了。

比如说《人民日报》,我把它的党组织给解散了,然后由《》的行政工作人员来做《人民日报》的话,就管不了《人民日报》了。 那么一旦中宣部不能管《人民日报》,《人民日报》马上就会获得言论自由和行政自由,是不是?如果全国的报纸都这样做,全国所有的单位都这样做,共产党的控制和干涉就不再存在。这当然是个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退党”的人愈多,如果中共的官员“退党”的愈多,如果中共在全中国各个企事业部门的官员“退党”的愈多,那么它的党组织就愈容易被解散。他连党都不需要了,还要这个组织吗?对不对? 那么党不要了,组织也不要了,只留下一个各个行业的行政系统,特别是政府机关的行政系统,那么在这个时候,摆脱了党的机关、摆脱了层层党组织的控制,跟对同级党组织、和对下级党组织的统治,我想“去党留政”就完全能够实现了。那么在“去党留政”一开始就进行基层选举工作和建立临时政府的工作,中国的民主进程就会比较顺利的进行下去,我们的民主就有希望了。

记者:辛先生您在“光复委”里面担任什么样的职务呢?

辛灏年:我们“光复委”的到现在为止,只有工作人员,并没有委员。我们在相当的时期里都会保持这样一个状态。因为我们要把“光复委”的委员留给那些真正为光复民国做出了卓越贡献的朋友,这是一。

第二个,我们“光复委”将来的成员,应该是哪些人呢?我们是在海外建立的,我们建立是为了实质的工作,而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想请在海外多少年来始终坚持反共复国的侨领和华侨们,来担任我们的领导工作,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由于我们在海外建立,我们在海外是相对自由的,那么国内的朋友是相当危险的,所以我们暂且不邀请任何国内的朋友帮助我们,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但是在国内为光复民国做出了卓越贡献的朋友们,将来他自然会成为我们的委员,甚至成为我们的领导。

至于我本人,首先我是其中的一个工作人员。第二个,我也许会当一个顾问,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研究历史的,作个历史顾问,为光复民国工作委员会尽我一份专业的力量,我想也是很有意思的,也是我自己愿意做的。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光复委”的工作经费是从哪来的?

辛灏年:“中国现代史研究所”的创立、《黄花岗杂志》的创立,当时是没有经费的,后来在创立的第一年里碰到了一个老华侨,他给我留下了一笔遗产。这个华侨跟我没有来往,只是每次我讲演的时候他都去听,他留下了五十万遗产给我,在这个情况下,我的太太和我都表示,这一笔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们一分钱都不要,全部捐给了“中国现代史研究所”和《黄花岗杂志》。以至于这五十万块钱让我们维持到今天,整整十五年了。我们还没有最后用完,因为我们都是义工,没有人从里面拿工资。

那么今天“光复委”成立了,我们当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现在可以高兴地、也是很悲哀地说,我们现在是“零资金”运作。我们的《黄花岗杂志》执行副主编丁毅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是“零资金”运作。我们没有钱财,但是我们有人才。 我想我们只要有意志,只要有正确的方向,我们这些人才,就会焕发自己的精神,把这个工作做下去。当然我们渴望支持,但是我们不祈求支持。

去年十一月份我在纽约讲演的时候,介绍了“光复委”的情况,有一些华侨在会场上慷慨捐款,我们也感到很高兴,会上会下加起来有将近一万块钱,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很高兴了。我也许将来就会奔走各地,为我们的工作委员会,向支持我们的华侨捐一点点小钱。

你要知道,在闹革命的时候,到一九零七年之前,支持革命的经费基本上都是他的哥哥出的。他的哥哥当尽家产,直到一九零七年之后,当革命声动,华侨才开始支持孙中山先生。一九一零年,北美州的华侨才开始支持孙中山先生,而捐赠的人都是一些当时的工人,一个月二十五块美元工资的工人。他们不仅自己每次拿出十块钱,或拿出整月的工资捐款,甚至还自己去搞“会”,就是民间的那种会,把钱拿过来,一把投给孙中山先生。有“钱”的人是很少捐钱的,有“权”的人是很少捐钱的,但是当革命快要成功的时候,有“钱”的、有“权”的人都会来,我相信这一天的到来。谢谢。

文稿来源:《黄花岗杂志》
视频来源:《透视中国》制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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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手机 会让你产生多大的恐惧?(图)

几个星期以前,我去了一趟邮局,不出奇地排在很长的一条人龙的末端,而且只有一个窗口开着营业。我需要通过美国邮政服务邮寄一个包裹到欧洲,而且当天就要寄出,所以深深吸了一口气,认命地接受我必须等30分钟的事实。但是,我并没有埋怨地度过这半个小时,我只是把我那可靠的智能手机拉出来,就开始忙起来了。首先,我答复了几个简讯,然后处理了总是爆满的电邮收件箱,最后我登录了脸书,看到了家人和朋友的最新消息。所以,我不但没有经历充满压力、焦虑或愤怒的30分钟,反而度过了富有成效(甚至有些许好玩)的半小时,这多亏了我的手机。

这也难怪,我在离开家之前会先检查是否带了三样东西:钱包、钥匙、手机。说真的,我没带任何一样就离开家,就和没穿裤子一样罕见,而且若是没有带任何一样的话,感觉就会像没穿裤子一样赤裸裸。坦白说,我从没真正想过这种行为,因为这些东西只是我出门的必需品,不管我人在哪里,它们都会为我提供钱、重要地方的访问权、信息、人际联系、娱乐、还有更多,从而帮助我应付生活中的大小事。有了这三样东西(加上我的裤子),我不管多长的时间,都可以几乎在哪里都能生存,甚至兴盛。

不过,现在我听说,我对于智能手机所提供的连接与方便所感到的感激,可能算作一个病态。是的,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我可能患有一个叫做“无手机恐惧症”的疾患,意思是,当我不能持有或利用我的智能手机的时候,我就会焦虑、恐惧、感到压力。至今,研究人员倒没有提及我对钱包和钥匙的强迫性的需要。

若你还没听说的话,“无手机恐惧症”(“没有手机而产生的恐惧症”的缩写)这个术语是在2008年的一项英国的调查中创造的。这项调查发现,53%的手机用户在无法使用他们的手机的时候,就会感觉到焦虑。还有之前提到的比较近期的调查,它尝试为了诊断无手机恐惧症而进行定量。在这项调查中,研究人员和大学生谈论关于智能手机的使用,并利用它们的答复,整理出一份20题无手机恐惧症调查问卷。

参与者会被指示将每个项目评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7代表“完全同意”。总分20分为没有无手机恐惧症,21至60分代表轻微无手机恐惧症,61至100分代表中度无手机恐惧症,101分以上代表严重无手机恐惧症。

有趣的是,现有的有关无手机恐惧症的研究,包括以上所提及的研究,似乎认为焦虑是病态恐惧症的唯一需求,实则不然。如果是的话,那驾车时汽油用尽,对我来说也会是病态恐惧症;洗涤盆里有肮脏碗碟、不捡他们的狗的粪便的人、毒蛇、繁忙时间在洛杉矶的高速公路上驾车、还有一大堆东西,都是我几乎每天遇到的事,都会属于病态恐惧症。这就会意味着,我可能用得着和一位严谨的弗洛伊德派治疗师进行几年的深度精神分析。或者是要吃某种药了。

实际上,那些因为无手机恐惧症而嚷着的那些歇斯底里的人,可能是夸大其词了。他们将很正常的(甚至可称为预期的)偶然、情境驱动的焦虑标签为恐惧症。简单地说,这些研究人员(还有那些乐于顺水推舟的媒体)不是不晓得,就是选择忽视了这一点:特殊恐惧症的主要诊断标准,包括了恐惧、焦虑或躲避持续六个月或以上,以及它造成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生活方面上临床上显著的干扰或障碍。换言之,我驾车经过离家附近的峡谷,手机讯号失控的时候感到急性短期的焦虑,不属于病态。我“必须”携带电池充满的iPhone才能离家,也不属于病态。

尽管如此,有些人确实会经常感受到跟他们沉迷于智能手机有关的临床上显著的症状。这包括了那些带着手机上床睡觉、晚上醒来几次查看简讯、电邮、社交媒体更新等的人。当他们处在必须关掉手机或将之调至无声状态的社交场合(如教堂、婚礼、葬礼、电影、飞机等等)中的时候,他们的焦虑程度会飙升。他们简直不能忍受失去连接,就算是片刻也不行。他们也因为太过专注于他们的智能手机,所以往往会因为工作、学业、人际关系等等而挣扎。对他们来说,无法持有或使用他们的智能手机的恐惧,可能真的是病态的。

有些人也因为要满足某个强迫或成瘾(如电子游戏、赌博、购物、色情、交炮友、恋爱关系等等)而查看或使用手机。但是,他们不是对手机成瘾,而是对他们个别的行为成瘾。手机只是达到目的的工具。

这里有个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些因为智能手机而挣扎的人,只是所有用户的一小比例,不管他们的挣扎是因为无手机恐惧症,或者和强迫或成瘾有关。因此,就如大多数饮用酒精的人(即使有时会饮用过量)不算为酗酒,大多数使用智能手机的人(即使有时会使用过量)也不是病态地使用智能手机。况且,那些倾向因为数码科技而挣扎的人,就是那些不管什么场合都会在情感上和心理上挣扎的人。这可怪罪于基因倾向和环境状况的某种组合。换言之,那些真正无手机恐惧症的患者,或者利用手机满足强迫或成瘾的人,往往就是那些不管活在什么科技年代都会在生活中挣扎的人。不管有没有智能手机,他们也会面对问题。

对其他人来说,智能手机的科技一般上对生活的品质利多于弊。它以短短几年前还不可能的方式,让我们保持联系、读取信息、保持成效、娱乐自己。它在车程长的时候让孩子们忙着。它让我们能通知世界另一边的人,说我们的飞机延误,不需要在机场等我们,直到我们打电话告诉他们说我们终于到达为止。是的,它也可以让邮局的一次不能忍受的等待,变成了富有成效的半小时。由此看来,对我来说,在这些方便突然不见的时候,感受到一丁点的压力或焦虑,完全合理,也绝对不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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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男女都应该懂的禁忌(图)

【女人篇】

女人,别去翻男人的钱包。因为那里面除了可以放钱和女人的照片及信物,还有男人的尊严。

女人,别去翻看男人的手机,要保留对男人最起码的尊重!如果有不该让你看到的短信,聪明男人在第一时间就删掉了,绝不会留给你机会。翻查手机只会适得其反,引起男人的反感和愤懑!

女人,别去炫耀你家的男人什么家务都干。因为那只能证明你蠢。女人的活都让男人干完了,要女人干嘛?比起那些在家什么活都不会干照样能体体面面出门的男人,人家被老婆伺候周到,而你的男人如何能体现有你的优越感呢?

女人,别粘男人。除非那是你想赶走他的策略。

女人,别介意你的男人总是很忙。最好这世上的事儿都被男人忙活完了,我们才能坐享其成。

女人,别去拆穿男人的谎言。除非你不想跟他继续了。其实,享受他的小聪明是件有趣的事情。

女人,别认为自己是唯一。因为失去你,他三分钟就能找到替代你的人。好女人像韭菜一样,割一茬长一茬。

女人,别觉得你的男人有你一个就够了。因为你该清楚你并不完美,而你缺少或者不够的东西,就是你的男人正在忍耐并找寻的。

女人,别看错。什么策略都不懂的男人未必不好,会的太多的男人未必就好。他不会,你会,那么你是有价值的。

女人,别动别人口袋的幸福。记住,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安全第一。

女人,你可以不认识任何地方,但别忘记回家的路。因为不安定因素够多了,你就别添乱了。

女人,别不信算命,但只能信一半,就是全部都是好的那一半。

女人,别过分依赖。因为不能计划好自己的人,只能成为别人计划中的一部分。

女人,别抽烟也别喝酒。因为幸福的女人不需要那些!

女人,别只看过程只顾眼前。好男人和好女人一样是需要调教的,凡事看结果,有的男人会把女人变成泼妇,有的男人则能把女人变的知书达礼。你的男人好不好,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如何就知道了。

女人,遇事别总在男人面前哭,哭一次两次男人会心疼,经常哭男人会心烦。

女人,别忘记微笑。因为微笑的女人可以战胜一切。

【男人篇】

成熟男人应该懂得:

男人,不要追问女人的过去,有些事,知道的越多,越痛苦,比如她告诉你她有过十个男人,有的比你帅,有的比你有钱,有的床上比你棒,你怎么办,那时你就傻逼了,过去的就过去,想好好的生活,就不要问女人的过去。

男人,不要放纵女人去同学聚会,和前男友吃饭等等,什么情比石坚,三杯酒的事,你可以相信你的女人,你不要相信那些男人,也不要相信这个社会,遍地都是宾馆,天天基本客满,要么和她一起去,要么一会一个短信问候,并保证到点去她聚会的地方去接她。

男人,请记住,女人是用来爱,用来疼,用来哄的,不是用来骂的,再怎么生气也不能动手,打了,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除非你捉奸在床,或者她当着你的面打骂你父母,那样的女人可以狠狠的打。

男人,别忘记信任。有的女人从你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就开始伴着你,并且一直支持并帮助你变得越来越优秀,这种女人是可以信任的。

男人,你要知道,女人是需要赞美的,没事多夸她几句,又不费事,她会高兴一整天,你可以天天夸,她永远听不够。

男人,你要知道,任性,不讲理,爱发脾气,是女人的天性,别往枪口上撞,哄哄她,说几句软话,就过去了,把自己的女人吵哭了不算本事,把哭着的女人哄笑了才是爷们。

男人,一定要懂浪漫,节日啊,出差啊,一定要买小礼物送她,哪怕是一支玫瑰也好,要不断的给女人惊喜。

男人,一定要学会细腻。

男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不是女人太现实,是社会太浮躁,人人都在跃跃欲试。好比,不是你身体不好,是空气污染太严重,社会风气,也严重污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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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金融市场共同的隐忧:年轻人不知风险为何物

风险正在牛市中孕育。

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的宽松政策推动美股走出了一轮长达六年的大牛市。也许这个时间太长了,以至于不少习惯了安逸的年轻交易员已经不知道熊市的滋味,“回调即买入”成了他们的圣经。

同样,在此轮A股牛市中主宰神创的中国80后基金经理们也没遭遇过熊市,“德隆坐庄垮台”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久远的故事。

一旦形势变化,这些不知风险为何物的年轻人们可能会经历一场新的洗礼。他们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已经成为中美股市共同的隐忧。

“2009级学员”的危机

随着美联储加息步伐的临近,美国股市也许将面临一场不小的冲击。

尽管一季度美国经济持续低迷,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可能性依然不小。上周五,耶伦表示美国经济将反弹,如未来经济走势与预期一致,今年某个时候加息是合适的。首次加息后,美联储将逐步谨慎收紧货币政策。

对于金融危机后步入职场、工作始终顺风顺水的华尔街年轻一代交易员来说,美联储加息也许意味着他们的职业生涯将头一次面临考验。据彭博描述:

这支年轻的队伍——让我们称之为2009级华尔街学员吧——马上就会头一次领教到美联储加息的威力。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华尔街”们不禁开始猜想,这些“涉市未深”的年轻人的表现回事怎样。

根据薪酬排名网站Emolument的统计,目前华尔街交易员的平均年龄仅30岁,其中30%的人从业经验不足五年,三分之二的人从未经历过一个完整的紧缩周期。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El Mihdawy表示:“正如我们看到,过去四年市场已经习惯了赚‘快钱’和‘简单钱’。一旦有一天叙事发生逆转,投资者不再相信无所不能的央行,那么市场将再次回到传统轨道——基本面分析,才会再次关心真正发生了什么。”

“80后”公募基金经理

无独有偶,中国年轻一代的公募基金经理处境也极为相似。

《经济观察报》本月曾指出,本轮“神创板”疯长的主要推动者正是那些“激情有余,经验不足”的“80后”公募基金经理。

据《经济观察报》,这些“艺高人胆大”的“80后”基金经理们,在相对排名考核机制的推动下,主动抱团高价股,缔造了全通教育、京天利、朗玛信息、暴风科技等令人咋舌的资本“神话”。一位今年以来业绩稍显落后的70后基金经理感叹他们“后生可畏”。

该报翻阅了上述基金管理人的背景资料后发现,大部分基金经理都是资历尚浅的年轻选手。以汇添富民营为例,现任管理者朱晓亮于2014年4月起接棒老基金经理齐东超,作为一个2007年才加入汇添富的80后基金经理而言,显然没有经历过上一轮牛市的一波三折,亦很少感受过当年“德隆坐庄垮台”的酸楚。

《经济观察报》不无忧虑的警示,由他们推高的没有业绩支撑的股票,其泡沫一旦破裂,危机也便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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